新闻中心 >> 景德镇制作中共建国纪念瓷解密
建国纪念瓷制作的过程
为配合制作建国纪念瓷，江西省人民政府将景德镇设为江西省第二个直辖市。同时中共江西省委决定赵渊同志任中共景德镇市委书记，这为景德镇成功制作建国纪念瓷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赵渊来到景德镇即成立中共景德镇陶瓷工作委员会，以统筹各方。现在有评论说，执政党成立陶瓷机构，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是第一次。赵渊并亲自担任国家用瓷委员会主任。
从1952年10开始，建国瓷纪念的设计制作工作全面开展。高庄教授率祝大年、梅健鹰等人组织的中央美术学院实习组来到了景德镇，有组织、有目的地协同各方人员共同参加工作，发挥了各方面技艺人员的才能和专长。在研究和发掘传统技艺方面，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实际分析，并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恢复了部分失传和濒于失传的优秀陶瓷品种，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中央提出的“发展祖国文化遗产”和“多点发展，百花齐放”的建国瓷生产的指导思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宴会与庆典餐具成为一个问题。在以西餐为主的官方庆典中，主要应用各式各样设计的酒店餐具。而如果是中餐，则遵照清代宫廷的餐具风格。这两种方式都不是代表这个新生政权的理想选择。因此，领导层下令设计新的国宴瓷（即建国瓷）。
建国瓷的设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它不能是返回、倒退至清朝——那与慈禧太后有太多的关联，尤其是她的腐朽颓败导至近代中国的落伍。她对不朽的期愿，反映在陶瓷制作上也是不可取的。
建国瓷的设计理应反映无产阶级新政权的雄心壮志和中国从长时间的战争中恢复过来的现实。
以祝大年为首的教员与班长施于人为首的四位大二学生一起合作，开始设计能代表新中国的中式和西式餐具。
设计人员来到琉璃厂享有盛名的传统饭庄翠华楼调研，以便对餐具的配置标准和容积规格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实用美术系的学生们测量了旧式杯碟、盘碗的尺寸。翠华楼仍在沿用依照慈禧太后喜好的类型而制定的餐具式样。装饰的图案被称作“万寿无疆”。饭庄中的一些厨师有过在清朝的宫廷中侍奉的经历，他们能够分别描述出种类庞杂的各种盘碗杯碟曾经的用法。清宫中特别喜好使用小的碟子，因为要从各种不同的多汁菜肴中盛出一些来品尝，它们最适合不过了。而所有的碗都是带盖的，在精细而丰盛的皇家宴会从容进行的漫长过程中，它们可以多少保证食物的温度。因为国宴的时间要比皇家宴会短很多，周恩来要求设计人员简化新的国宴瓷，并去掉繁琐铺张的成分。国宴上，每个餐位需要摆放的餐具只有少数几样。清宫里标准的碟子直径为三英寸，而建国瓷将其增大至五英寸，并且增加了一种直径七英寸的盘子。对于西式餐具的规格，则参照当时北京饭店使用的整套餐具。
1952 年年底，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设计团队提交了多种多样的中式和西式餐具设计方案。周恩来做出了最后的决定：采用青花斗彩牡丹穿枝纹饰餐具作为中式餐具样式，青花海棠纹饰餐具作为西式餐具样式。
除了中央美术学院精心设计出来的国宴瓷图样，周恩来从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调集1000—2000 件瓷器，并把它们运送到了景德镇作为实物参考。
高庄一行在景德镇大苏家弄一号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在中共景德镇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从各个工艺美术合作社和私营瓷厂内抽调了三十多位在彩绘、成型及颜色釉配制方面卓有影响的老艺人如王大凡、王步、魏庸生、潘庸秉等人以及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组织学习和培训。
在这些年轻人中有现在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张松茂等人。在培训班里，年轻的王锡良、张松茂等人懂得了什么是写生，什么是素描，什么是油画，什么是水彩画，懂得了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大自然的造化，更理解到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道理，有了“搜尽奇峰打草稿”的感性认识。从此，受到启发和影响的一大批景德镇陶瓷美术工作者都把写生作为艺术创作的必由之路，在当时有些封闭而保守的景德镇陶瓷艺坛，如同吹进了一股清新鲜活的春风。
那年三十岁的王锡良创作了一件尺二《采茶扑蝶》圆盘，其造型之新颖、色感之馨和、主题之鲜活，为众人所瞩目。《采茶扑蝶》的主题和表现方式是健康向上的、明朗清新的，随时在唤起人们对青春、对生活的热情。”
章鉴画的一块粉彩《读画报》圆盘，表现的则是“两个哈萨克族的少女在看《人民画报》，画报上是一副毛主席像，从她们微笑的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对于毛主席的热爱和感激。”
正值中央政府轻工部和文化部下达了组织赴苏联、波兰、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展览瓷的任务，大家铆足了劲，决心为展览多创作一些好作品，为景德镇争光。炽热的创作激情异常高昂。高庄、梅健鹰、祝大年等师生们与景德镇陶瓷艺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设计瓷上的装饰纹样，一起试制失传的颜色釉瓷，一起烧造器型新颖的日用瓷，从而赢得了景德镇广大群众的信任和尊重。
在他们的指导下，广大陶瓷艺人们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如时年七十多岁的艺人吴龙发老当益壮，精心绘制了一块尺八青花大圆盘，在预展中获得中外专家的一致赞誉。此外，在恢复失传的颜色釉中，釉里红、窑变花釉、钧红、祭红(郎窑红)、美人醉(桃花片)、霁红、天青等七种获得了成功，可与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媲美。同时还研制心蓝花釉、孔雀蓝、仿宋钧三种色釉。
1953年国家轻工业部组织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轻工部上海工业试验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单位的科研、美术设计专家，对景德镇地区的瓷土原料、坯釉配方、烧成操作和装饰技艺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反复研究和试制，在取得大量数据的基础理论上进行分析对比，择最佳方案，组织批生产。生产出来的瓷器真正体现了景德镇陶瓷生产的技术水平 。
建国瓷在三、四十个作坊里手工制成，每个作坊中大约有十名工匠。餐具先在轮盘上拉坯，然后放置一天进行干燥。为保证不同的作坊生产的瓷器形制相同，在毛坯的硬度接近于皮革的硬度时，会将其压入模具。所有的装饰都以手工绘制。需要绘制的图案被设计拆分得很简单，保证处于容易绘制的参数范围内。在狭窄的，宽度仅可以容纳运送瓷器的手推车和扁担的景德镇许多里弄巷子中，学生们往来穿梭，从大苏家弄的办公室到各个作坊协调瓷器的制造。
那年夏天生产的超过三万件建国瓷被集中摆放在当地的基督教堂，以进行挑选。最好的成品被精挑细选出来，提供给中南海的领导阶层使用。
正是在中央这批美术学者和科技专家的指导下，制作出一系例高水平的国家大典、欢宴国宾、领导出访所需的建国瓷纪念瓷。
这批“建国瓷”中的中、西餐具、茶具等，通过参加国际展览和用作礼品，在国内、外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青花斗彩瓷可与明代成化和清代雍正斗彩相媲美。以后多次生产国家用瓷和礼品瓷，均受到国内、外赞扬。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国家外交部、驻外使馆、领事馆、国宾馆、外经部等部门用瓷和人民大会堂、全国各大城市对外宾馆用瓷以及国家领导人出访的礼品瓷都要求由景德镇承制。新中国官窑重器，器型规整、霸气；构图饱满、和谐，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艺术风格特色。从中可以清晰地看见新中国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建国瓷的设计制作从1952年10月开始到1954年9月结束。历时三年的建国瓷生产，经过设计委员会的严格甄选，全国共计73556件，而景德镇人选的有2453l件，占全国产瓷区的三分之一，成绩最为突出。这些瓷器是分批送审的。建国瓷器包括中西餐具、茶具、咖啡具、烟酒具、花瓶、花盆及其他日常用具和纪念礼品等，以民族形式及大众方向作为艺术标准，以表达出新中国的蓬勃气象。
当年10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保和殿举行的“建国瓷”预展中，景德镇瓷器的新面貌、新气质和新形象给人印象最深。
徐悲鸿和梁思成、林徽因、李宗津在高庄、王逊、莫宗江等人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并指出：建国瓷的制作，是新中国的创举，是陶瓷事业新生命的开始。所以在工作进行之前，必须澄清陈腐的传统观念；在工作进行之中，必须经常总结经验；在即将完成任务之际，要保持清醒头脑，保持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逐步使建国瓷的质量提高到应有的水平。
1953 年的国庆节，刚刚制成的建国瓷在国宴上得到了使用。最精美的七千套被中南海怀仁堂选用，来招待最尊贵的客人。其余的分别在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以及崇文门的新侨饭店里用于宴请宾客。
1959 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梅健鹰和张守智提出建议，将国宴瓷的西式餐具和中式餐具合并成一套，以缩减空间。中式餐具中的冷盘还可以作为西式餐具中的餐位盘。他们的建议得到了采纳，饭店也很快地照做了。在建国十年庆典的时候，五千宾客在新完工的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款待。
1953 年10 月1 日的英文期刊《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宣称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得到了复兴。文章并没有提及作为该事件诱因的建国瓷，而是聚焦于1953 年10 月开始的对15 世纪明代瓷器的仿制生产。文章报道称，景德镇高质量瓷器的年产量已经攀升至两千万公斤，据估计其数量达一亿四千万件。虽未言明专家们的最初任务，但文章说到，“专家们被派往景德镇，与工匠们一起讨论如何在质量上和图案上对瓷器进行改进，以及如何吸收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精髓。陶瓷艺术家们引进了两千多种新的图案，其中很大一部分出色地反应出新中国的勃勃生机。”
1954年10月27日的《人民日报》评论说：“景德镇青年一代的陶瓷艺术人员,在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化方针下，加强政治思想领导，提高了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发扬了我国陶瓷艺术的优良传统，积极创作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作品。
为了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周恩来总理指示，从建国瓷中精选部分赴国外展出。景德镇瓷器在1953年先后在苏联、保加利亚、瑞典、德意志(莱比锡)、蒙古等国展出；1954年在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罗马尼亚、印度、缅甸、叙利亚等十四个国家展出；1955年在蒙古、朝鲜、瑞士、英国、法国展出。
建国纪念瓷自1953年到1955年期间，先后在三十多个国家展出。缅甸总理吴努在参观展览后写给驻缅大使姚仲明的信中称赞：“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构成展览会中最出色的、独一无二的效果的一些瓷器。我认为：它们式样的精巧和色彩的调和是无与伦比的。”
景德镇一些名家的作品被外国印成精美的画面广泛发现。可见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是多么强烈。
出国展览瓷在53年建国瓷之后，国家组织开始了新工艺新产品的创新，其中有影响的就是出国展览瓷和国庆10年献礼瓷。53-59年，国家外交的需要，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建设，中国和苏联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制瓷行业进行了多方位的互补合作。
开国纪念瓷的意义在于: 景德镇以后每逢重大纪念日，景德镇几乎是每年都组织生产纪念瓷。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献礼瓷，就是重要的纪念瓷。其中日用器居多，包括釉下、釉上、青花斗彩、釉下五彩、颜色釉、瓷雕、瓷塑等等。
继“建国瓷”的烧制以后，景德镇还相继制作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专用瓷，以及其他各种政府专用瓷，如国徽瓷。这些日用瓷的制作选料优良，加工精细，代表了中国当时的最高制瓷水平和设计水准。与“建国瓷”一样，政府专用瓷的产量虽不大，也未在普通百姓中使用．但整个创作过程及成果对以后的设计人员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参与建国瓷制作的陶艺家，个个都是名家。如景德镇雕塑瓷厂的曾山东、蔡敬标、何水根等，都是成名于民国晚期的雕塑名家;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里还有民国“珠山八友”中的王大凡、刘雨岑及其“珠山八友”的后代和传人：王锡良、汪桂英、刘平、王怀俊、徐亚风、胡庐、周国桢、张松茂等，人才辈出。
建国瓷均由徐悲鸿、齐白石、梁思成、莫宗江、沈从文、李宗津、林徽因、张汀、郑振铎、陈大章等宗师级的人物亲指导把关。
在这一时期，新中国国家用瓷纹饰创新抛弃了几百年来皇家宫廷陶瓷繁褥精工的装饰风格，融合新中国国画全新艺术元素，而开创了简约，自然，清香，活泼的全新官窑风格！自然的花花草草开始登上国家政治外交大舞台，如果不是贯彻主席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如果不是表达社会主义事业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寓意。如果没有让宫廷文人的艺术彻底走向人民百姓的创新思想，如此多的野花野草是不可能载于中国陶瓷乃至世界陶瓷史。
建国时期国家用瓷的制作,是以继承传统为主导，但却与传统官窑风格、装饰手法不一样。祝大年、郑可、高庄、梅建鹰诸先生在整个“建国瓷”的创作活动中，从现代艺术及设计的视角，去理解、整理传统艺术，赋予陶瓷艺术一种人文色彩，即将他们所追求的人文理想、艺术理想与现代设计艺术结合起来。他们将自己对广义的美学思想的理解，及各种工艺美术和外国艺术中有益的成份，融进了建国瓷的设计、创作中。如民间艺术简约质朴的自然主义风格以及实用理性在建国瓷的设计制作中得到宏扬、实践。他们的艺术主张在教学与实践中延伸，对形成具有新中国特色的早期景德镇现代陶瓷工艺美术发展起了决定作用，也深刻影响了现代陶瓷艺术教育的发展。
这是建国后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地恢复和发展中国的传统制瓷技艺。景德镇传统的陶瓷制作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建国瓷的制作是我国制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派出的重量级艺术家与工匠艺人的合作。由于北京重量级艺术大家们的参与，建国瓷在艺术风格上摆脱了传统宫廷陶瓷繁缛的装饰风格，修正了世俗乃至主流艺术形态中对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陶瓷宫廷审美风格的偏爱。艺术家的美学思想与材料工艺、工匠的表现技巧得以互融，使得“建国瓷”及随后的出国展览用瓷，成为我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上的又一新的高度。可以说创新的时代特征促进景德镇传统陶瓷工艺技术的恢复与发展。
建国瓷不仅能准确、清晰地表达出新时代作品所传载的意境和情韵，更能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政治、文化、经济、人文环境等多方面折射出他们创作这些优秀作品时，所付出的独特情感。设计者、制作者、评鉴者从作品用途的选定——从器型的选择——题材的确定——精心的绘制——匠心的设色等，不只反映与代表他们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美学思想、政治思想完美结合到建国瓷的创制中去。
今天当我们回首这时间虽不太遥远，却为许多人所不知的历时两年的创作活动时，它的意义并不仅在“建国瓷”自身。它创造新的时代风貌促进传统陶瓷工艺美术。继承与发扬景德镇陶瓷艺术，不仅成为“建国瓷”设计中的主导思想，也对我国陶瓷创作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是中共建国后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地恢复和发展中国的传统制瓷技艺。它将近将景德镇千年历史的陶瓷制作推向一个新的水平。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建国瓷无论是从艺术设计上、还是从工艺制作上，仍是一个未能被逾越的高峰。
由于整个建国初期国家用瓷的创作、组织、及所取得的成就．没有进行系统的、及时的总结，甚至被人遗忘。之后．现代陶瓷的制作未再出现如此辉煌成就。
事实上，建国瓷的工艺水平、独特的政治色彩，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目前收藏界公认建国瓷及整个红色官窑的艺术水平不亚于任何一个时代。如当年由轻工部陶研所出品的7501毛泽东用瓷，因其工艺水平极高，存世量少，在国内外市场上备受推崇。
1959年中共国庆十周年庆典巨作《中国》，就有建国纪念瓷介绍。
建国瓷的生产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它在中国陶瓷史和景德镇陶瓷发展史上，留下了足以引人自豪的难忘一页。
建国瓷的设计制作是个系统工程。周恩来总理要求中央多个部门配合实施。从中央政府到江西省、景德镇市党政部门都将建国纪念瓷设计制作视为神圣的任务。所以建国纪念瓷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共与中共建立的中央政府完全主导的行为。也因此开启了景德镇有烧造历史以来最为辉煌灿烂的红色官窑时代。
建国纪念瓷制作的成功，为景德镇陶瓷的全面振兴起到巨大促进作用。正是在成功制作建国纪念瓷后，经过景德镇人的不懈奋斗，景德镇成为中国与世界的瓷都，为中华民族争得无比的荣耀。
郭沫若1965年访景德镇时满怀激情地赋诗：“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瓷都。宋代以来传信誉，神州而外有均输。珍愈拱璧明愈镜，画比荆关字比苏。技术革新精益进，前驱不断在前驱。后来居上数东洋，夺取万邦瓷市场。年进美金七千万，数愈赤县十番强。花纹形式求新颖，供应需求费较量。国际水平应超越，发扬光烈莫徜徉。”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参与制作建国瓷的北京这批艺术家们，他们的人生道路穿越旧社会和新中国时期。这批人的多数在1958年的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他们的激情、才华、辉煌、无奈和受难，都跟这样的历史现实和命运休戚相关；他们丰富美术才华和他们创作思想以及背后隐含的内容是这个历史阶段美术史、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研究和挖掘的对象。特别是他们与参与制作景德傎建国纪念瓷更是中国工艺美术界和陶瓷艺术界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延伸解读
1952年2月郭沫若首倡制作建国纪念瓷，在当时百废待兴、经纬万端的状况下，中共最高政权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制作建国瓷，实在是一项高瞻远瞩的行为。
首先此举为景德镇陶瓷业的全面复兴打下基础。从经济方面来说景德镇瓷器进一步“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大行其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成为中国出口的主打产品，每年为国家换得了三千多万美元以上的外汇。国家在1960至1978年的每年外汇储备在0.46亿至1.67亿美元区间。由此可见所占比重之大。这样的创汇数对当时闭关锁国的中国来说是极具意义的，因为当时实施“两弹一星”等重大国防项目都需要外汇支持进口。景德镇陶瓷出口创汇，直接对国家的安全起到重大作用，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郭沫若有诗为证：“年进美金七千万，数愈赤县十番强。”
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轻工部上海工业试验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单位的科研、美术设计专家，对景德镇陶瓷工艺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科学研究在取得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对比，选择择最佳方案，使得生产出来的瓷器真正体现了景德镇陶瓷生产的技术水平。如瓷质方面景德镇生产出高白泥、高白釉瓷，以后又有稀土瓷、骨灰瓷等。又如颜色釉方面由于硅酸盐专家的加入，传统色釉呈色水平大为提高，并由此产生了花釉系列。这次的科学研究对景德镇陶瓷发展所起的作用是革命性的。景德镇瓷器由此完全走上科学、经验与艺术三位一体的发展道路。
珠山八友和他们的弟子及其同时代名家通过制作建国纪念瓷在国内外而名声大噪，由此产生一批古往今来最卓越的陶瓷美术家群体。他们继承传统、不断创新，开创了景德镇陶瓷艺术最灿烂辉煌时期。如青花艺术更为优雅而气韵生动，古彩艺术更富古雅之情韵，粉彩艺术更为柔和绚烂，色釉艺术呈色如宝玉石般地更富珠光宝气，雕塑艺术随物赋形、神态万千。
陶瓷艺术创作主题多元化。红色题材、领袖人物、反抗压迫的题材，劳动人民在新时代劳动与生活的题材进入陶瓷艺术创作领域。如吴康、章鉴、章文超绘制的领袖肖像，王锡良、王云泉、邹国均等人绘制的革命圣地画，曾山东、丰恒成等因伟大领袖号召“金猴奋起千钧棒”而重新认识与演绎、创作《西游记》雕塑。如余文襄创作反映新时代山村的人们欢度春节的佳作《瑞雪迎春》。王锡良创作《瓷石矿工》、《秧苗青青》，王晓帆创作的《山村走来了邮递员》、《人民幸福乐万年》等作品，徐天梅创作《人民公园》，张松茂创作《农村新歌》、《奔赴农业第一线》、《奔向农业现代化》，王筱兰创作《敬老院》。
由此可知，景德镇艺术家的笔墨是与新时代、新的意识形态相结合的。这些作品真实而艺术地反映了社会新生活与新变化与人们新的精神风貌。可见景德镇这一代人的艺术道路是与新的社会与广大人民联系在一起的。
周恩来倡导的建国瓷在世界上巡回展出，这是景德镇瓷器于民国时期开始在国际博览会亮相后中断多年，又重新走向世界。这给景德镇带来极大声誉。以后景德镇延续这一方法反复在世界各国巡回展出。世界各国人民通过这些展示的作品，了解了中华文化，并发由衷的赞叹，赞叹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灿烂，对中华文化产生向往之情。
日用陶瓷进一步艺术化。北京专家们的图案艺术设计和景德镇艺术家的图案设计，使景德镇日用陶瓷更富艺术情趣。如光明瓷厂青花玲珑瓷、人民瓷厂青花梧桐瓷就屡获国内外金奖。
建国瓷制作成功以后，景德镇的一些名家陆续赴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浙江美院、故宫博物院等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或去进修学习，或去观摩实物。景德镇陶瓷领域的学院派队伍不断壮大。这些解放后形成的学院派与景德镇传统的红店派共同开创了景德镇陶瓷的辉煌成就。
由于建国瓷制作产生的后续影响，千年瓷都景德镇诞生了十大大型陶瓷生产企业。加上下游企业，总共有二十多家企业。
其产生的效益是惊人的：雕塑瓷厂每年赚取相当投资办厂一半的利润，红旗瓷厂四年赚回四个厂的投资总额，光明瓷厂厂长徐志军说只要做一种款式的盘子，就可以保证发工资，建国瓷厂三阳开泰瓶每件10元（“件”是景德镇传统称瓷器占窑位的大小，形同体积）。销售企业陶瓷进出口公司经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账上利润可以让职工坐吃几十年，陶瓷原料销售处长江涛说他们账面资金超过财政账面资金，财政部门资金紧张时都要向他们借用资金。
但景德镇后来的执政者却说陶瓷是不赚钱的行业，其真实目的就是掩盖掏空景德镇几十年陶瓷业的积累和摧毁整个陶瓷业事实，以为他们腐败的行为找说辞。实际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后，世界经济空前繁荣，国内经济空前活跃，国内外贸易环境空前优越，景德镇陶瓷业却全面崩溃。与此同时，中国各地陶瓷业却在此良好的大环境下获得巨大发展，中国一越而为世界陶瓷大国，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获得长足发展的标志性行业。
在红色官窑时期，景德镇建立完整的陶瓷科研教育、生产体系。景德镇进一步驰名中外，成为世界的瓷都。
更为可贵的是建国瓷开创的近五十年红色官窑时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被北京的学者与景德镇的工匠们发挥到极致。因而红色官窑时期继承与创新的成就是景德镇有陶瓷烧造史以来最为巨大的，也为中国文化留下了优质基因密码。这就为景德镇又一个时期的陶瓷发展提供了条件。
最后必需说明，中共对陶瓷这一宝贵民族工艺品产业的重视由来已久。中共早在延安时期，就设立新华陶瓷厂生产瓷器供中共领导层使用。中共建国后立即动用执政后的优势地位制作建国纪念瓷，显示其对祖国陶瓷这一宝贵的文化产业的重视，这为中国陶瓷史书写了极为浓重的一笔。